位于南京古城的一座寻常居民小区中，住着中共早期杰出领导人张闻天的嗣子张虹生及其配偶廖慰训。他们过着与常人无异的生活，并未因张闻天的显赫名声而炫耀自己的特殊地位。即便张闻天声名远扬，他们始终铭记父亲生前的教诲，立志做一个平凡之人，拒绝任何特权的诱惑。

张闻天和毛主席

张虹生投身农场，立志成为“新一代农民”；他前往农村协助“整社”工作，大胆“自作主张”宣布解散食堂；因此被定性为“坏学生”，最终被“勒令退学”。

1957年，年满十八岁的张虹生圆满完成了高中学业。响应党的号召，他毅然投身农村，在父母张闻天和刘英的鼓励下，张虹生毅然决然地报名参加了北京郊区的青年农场，立志成为新时代的农民。他体格强健，朝气蓬勃，很快便掌握了水稻种植的技巧，迅速成长为农场的一名生产骨干。

张虹生对未来满怀憧憬，然而他坚信一点：绝不能依赖父母的成就，而是要凭借自己的奋斗，成为国家栋梁之才。即便在农场劳作繁重紧张的环境下，他也没有松懈学业。1959年夏日，他以卓越的学业成绩，成功被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录取。

1959年，在庐山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时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的张闻天原计划仅就外事工作发表意见。然而，秉持一名共产党员的良知，他在长达篇幅的发言中，深入剖析了大跃进及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暴露出的诸多弊端及其后续影响。这些直言不讳的肺腑之言，却换来了两顶令人畏惧的帽子——被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标签，并被划入了“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行列。

张虹生归家时，眼前的父亲依旧显得平静自若，仿佛一切如常。尽管对具体情况一无所知，张虹生坚信毛主席的判断无误，而父亲则有所偏差。然而，为何父亲会犯错？他不是一直教导子女要听从党的指示吗？

1961年寒冬，党中央出台了“农业政策七十条”。依照上级部署，众多文科大学生被派遣至农村参与“整社”工作。张虹生此行并未前往农场，而是深入到广大农民群众之中。他被分配至京郊东坝公社园林五队，这是一支以种植蔬菜为主的生产队。按理说，菜农的生活应比种粮农民更为宽裕，但张虹生却发现，村民们生活困苦，不堪重负。食堂的“大锅饭”难以为继，家家户户的口粮都告急，整个生产队仅有一头瘦骨嶙峋的猪，而自留地则被视为“资本主义尾巴”而被剥夺。

张闻天、刘英、张虹生

张虹心中涌起一股酸楚，回想起父亲对农村“虚报浮夸”现象所表达的愤慨之词，她深觉父亲所言非虚，“共产风”已然不可再吹。那些下派到农村的学生，每人需负责一个生产队，上级的要求却是仅宣传而不付诸实践。

园林五队汇聚了96户人家，张虹生逐一走访，倾听了社员们的心声。众望所归，大家纷纷希冀能够解散食堂，将口粮分配至每户。在当地，此举无人敢擅自决断。但胸怀壮志的张虹生毅然召集全村群众，举行大会，宣布解散食堂的消息。话音刚落，农民们欢欣鼓舞，掌声雷动，巴掌拍得通红……

张虹生因“擅自为之”，遭到了提前召回学校的处分。紧接着，一系列“上纲上线”的指责纷至沓来，其中主要指控为“右倾”，追溯其根源，竟被指“与你父亲如出一辙”。最终，他被判定为“不良学生”，校方对于他的处理意见是“强制退学”。

张虹生离校后，在北京寻觅工作实属不易，主要卡在“政治表现”这一关。于是，他向父母提议，既然自己出生在新疆，不妨投身于新疆建设兵团的怀抱。刘英遂向王震将军求助，王震毫不犹豫地应允，将张虹生送往农一师劳动。农一师曾是南泥湾三五九旅的根基，王震深信，在那里张虹生至少不会遭受政治上的偏见。

1962年二月，张虹生毅然踏上了前往新疆阿拉尔塔里木河畔，探访农一师九团四连的征途。

张虹生肩负着“戴罪之身”踏上新疆农垦的土地，在这片艰苦的环境中磨砺自己；他通过书籍结识朋友，传递情感，最终在新疆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终身伴侣。

出生于新疆的张虹生，自幼便生活在艰辛之中。追溯至1942年，标榜“进步”的盛世才投靠蒋介石，派遣军队追捕他邀请而来的中共人士。张虹生的母亲刘英在党组织的秘密掩护下，紧急撤离至苏联。陈潭秋、毛泽民等众多革命领导人被捕后，英勇不屈，最终壮烈牺牲。

三岁的张虹生尚未及至转移之机，便与瞿独伊、邵华等孩童一同被囚禁。幸而他们的真实身份并未泄露，直至1946年国共双方展开和平谈判之际，党组织成功将其营救出狱。在那段岁月里，从三岁至七岁，张虹生在新疆度过了四年的囚徒生涯，深刻体验了失去自由的苦楚。

张虹生在阔别十六年后重返新疆，而阿拉尔，这个新疆境内最为荒芜之地，他所在的九团四连更是农垦连中的苦累之地。甫一抵达，他便遭遇了为条田灌溉的任务。新疆垦区的条田面积达600亩，从冬季末尾至春日初临，需灌溉三次，而灌溉期间，一人需独立负责一整片条田的浇灌工作。

张虹生，如同众多农工一般，身披一件皮袄，手持一盏马灯，在冰封雪锁的天地间来回巡查。田沟之上冰层凝结，其下尚未冻结，往往形成裂缝，此时便需跃入其中进行封堵，这一过程往往持续一两个小时。他那穿着长筒胶鞋的脚被冻得僵硬，浑身上下如同浸入冰窟，透骨的寒冷让每一处关节都弥漫着寒意。

春意渐浓，张虹生被分配到连队负责养牛。清晨，他便会早早地赶出十多头牛，直至夜幕低垂方才返回。牛儿偏爱田边地头的青草，既要确保它们吃饱，又得防止它们损害庄稼。为此，他只能自己多受些辛苦，多加留意。一旦发现哪头牛越界“犯规”，他便立刻提着木棍赶过去。日复一日地奔波，他的双腿患上了静脉曲张，但即便如此，他也不敢有丝毫懈怠。毕竟，他身负“戴罪之身”，责任重大。

张虹生虽已踏入大学殿堂，但他所难以忍受的，并非恶劣的自然条件与繁重的体力劳动，而是那不期而至的离京之行，使得他未能携带任何书籍以作消遣。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得知团部政治处的宣教股藏有书籍，于是便迫不及待地前往借阅。他细心翻阅那些沾满尘埃的书籍，从文学著作到政治经济读物，一本接一本地借阅并阅读。

宣教股由三位成员组成，其中最年轻的是未满18岁的廖慰训。尽管她外表清纯，宛若川地来的俏丽少女，举止温顺，但她的个性却颇为固执。

1961年，当时正就读于成都第四中学的高中生廖慰训，在报纸上阅读了一篇关于新疆农垦的文章后，便与两位女同学携手，向农一师党委寄去了一封充满热情的信件，表达了她们坚定的支边意愿。农一师很快给予了热烈的回应，表示诚挚欢迎。在家人的一致反对之下，三位来自省重点中学的女子，仍坚定地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办理了迁户手续，毅然踏上了前往新疆的征程。

起初，廖慰训对此感到不解：一个来自农垦连的普通民工，怎会对阅读情有独钟？然而，当她了解到张虹生是北京师范学院的学生后，她对这位年轻人产生了新的敬意。

廖慰训正坐在办公室内，张虹生刚借阅完书籍，却舍不得离去，与廖慰训畅谈天地间的各种话题，兴致勃勃。他对这位来自四川的姑娘情有独钟。然而，廖慰训尚处情愫未萌的年纪，对此一无所知。

接下来的三年，张虹生风餐露宿，历经磨难。连队派他驾驭马车，他便挥舞起皮鞭，展现出一名出色马车夫的风采。在孤独与寂寞的时刻，他总会忆起那位川妹子那双漆黑明亮的眼睛、那真挚的微笑，以及她那扎着小辫的俏丽身影……

1965年，廖慰训受命赴上海执行公务，途中亦得以回成都省亲。张虹生经过深思熟虑，决定以真情实感去打动这位四川姑娘。因此，他撰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件，并在廖慰训启程之际，将此信悄然交予她手中。

张虹生在信中坦诚流露的情感，真可谓一语中的，那颗充满善良的少女之心，被深深地触动。

廖慰训在完成探亲之行返回新疆后，两人之间的联系愈发紧密。

张闻天和刘英

随着“文革”的拉开序幕，张闻天与刘英不幸遭受了审讯与逼供的折磨；张虹生则被置于“隔离审查”之中。在抄家过程中，他因取用家中半导体，被无端扣上了“转移父亲财产”的罪名。

1966年，"五一六通知"犹如一把烈火，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狂潮。一时间，“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狂热浪潮从京城席卷至全国各地。对时局保持高度关注的张虹生，敏锐地洞察到了这场政治风暴的严重性。

自离京数载，他勤恳工作，屡获先进生产者荣誉，同时亦不懈于学业，深信终有崭露头角之时。然而，“文革”的狂潮令他震惊，心中充满迷茫。正当张虹生心灰意冷之际，廖慰训的鼓舞与援助，成为了他精神上的坚实支柱。

在廖慰训的执着推动下，她提交的结婚申请终于得到了组织的批准。于是，在那些充满艰辛的日子里，他们喜结连理。翌年，他们的第一个女儿降临人世，张虹为她取名为冬燕，寓意着寒冬中的燕子南飞，承载着父母对故乡的深切眷恋。

1968年五月，张虹生踏上回北京的旅程，探望家人。在离别之际，他关切地询问廖慰训有何所需。廖慰训微笑着回答，她下班后总是忙于照顾孩子，无暇顾及阅读书籍或报纸，因此希望他能带一台半导体收音机给她。

北京的住所屡遭抄家，早已面目全非。张虹生目睹父母年迈体衰，疾病缠身，却依然忍受着批斗的残酷折磨，心中不禁涌起无尽的悲痛，泪水不禁夺眶而出。

历经风雨的张闻天与刘英，对张虹生的私生活表示了深切的关心，并叮嘱他务必好好对待自己的妻子。听闻儿媳打算购买一台半导体，张闻天便慷慨地将家中的小型台式收音机赠予她，作为一份特别的纪念。

本月，张闻天与刘英突遭“监护”，实则陷入了非人道的审讯与逼供之苦。张虹生焦急万分，却束手无策。

“父子之情岂能轻易割舍？无论岁月如何变迁，他始终是我的父亲！”

他搭乘火车返抵新疆，于阿克苏转乘长途汽车途中，遭遇团部派出的监视人员，理由是担心他会因“畏罪潜逃”而有所举动。抵达团部后，他再次遭到“隔离审查”的对待。家中物品被彻底搜查，价值超过五元的物品必须一一登记，而他仅因携带家中半导体，便背负了“转移父亲财产”的莫须有罪名。

在严峻的政治压力之下，造反派逼迫廖慰训划清界限，但她却坚定地回应道：“半导体是我所追求的，若要批判，便请将矛头指向我。”令造反派始料未及的是，批斗廖慰训的场面竟然冷清寂寥。廖慰训素以厚道著称，年纪轻轻便投身兵团，实在找不出任何瑕疵，群众纷纷表示“无可指责”。无奈之下，造反派只得将她停职，并将其下放到园林队从事劳动。

待张虹生度过“隔离审查”的难关，与廖慰训再次重逢之际，女儿冬燕已然学会呼唤“爸爸”的声音。廖慰训凝视着张虹生那略显邋遢的形象，心疼地叹息道：“你受苦了。”而张虹生的眼中，妻子那消瘦的面庞上，明显刻下了岁月的痕迹：“都是我拖累了你。”夫妻俩紧紧相拥，泪水夺眶而出，因着彼此的信任与深厚的爱意，他们坚信，苦难终将无法击垮他们。

张闻天不幸因心脏病发作离世，与父亲在无锡的离别竟演变为永久的诀别；随着张闻天的平反昭雪，张虹生渴望回归普通人的生活，不再追求特殊待遇。

1969年10月，张闻天与刘英长达524天的拘禁终于得以解除。紧接着，他们接到了必须在三天内启程、被遣送至广东肇庆的命令，尽管如此，这实则依旧是一种变相的软禁。

通知指出，张闻天的名字将不再使用，需另取化名并对外严守秘密，仅允许与直系亲属通信。天性开朗的张闻天表示，既然我已是普通人，那就索性叫“张普”吧。

张闻天和刘英

1969年7月，张虹生迎来了他小女儿的诞生。他为她取名为“东君”，这一名字灵感源自于屈原《九歌》中的篇章，象征着太阳神。即便在遭受斗争的岁月里，他对党依然怀抱深厚的情感，将党比喻为太阳，寓意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向往。

廖慰训在怀孕期间，由于身体劳累且情绪低落，加之营养摄入不足，她的小女儿出生后便频繁患病，甚至多次陷入病危状态。孩子到了一岁仍然未能学会坐立，夫妻俩忧虑万分，担心她可能终身残疾。在深思熟虑后，他们决定将孩子送回内地寻求治疗。为此，廖慰训向团部申请了两个月的假期。

1970年7月，廖慰训踏上了归乡的征程。怀中紧抱着刚满一岁的小女儿，她手牵三岁的大女儿，历经艰辛，终于抵达了成都。在那里，她为小女儿四处寻医问药。待孩子的病情趋于稳定，她将小女儿托付给了母亲照料，随后便携带大女儿，前往广东肇庆，探望张闻天和刘英两位老人。

张闻天与刘英虽仍身处监管之中，却与世隔绝。每当见到儿媳与孙女，他们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喜悦之情难掩于唇角。小冬燕的天真烂漫，为两位老人带来了无尽的欢愉。廖慰训深知他们对于孩童的喜爱，因而决意让小冬燕留在他们身边，这让身处逆境中的张闻天与刘英感到由衷的欣慰。

1973年，张虹生携妻女赴肇庆探望父母。

1975年五月，受广东地区潮湿气候的影响，张闻天夫妇的身体状况出现不适，在中央的批准下，他们决定迁居无锡。张虹生携同六岁的小女儿东君，火速赶往广东肇庆，亲自陪伴老人前往无锡。自与专案组发生冲突以来，张虹生已整整七年未曾与父母共度团圆时光。

他不禁感到惊讶，视力仅有0.2的父亲却依然每日坚持阅读，笔耕不辍。缺乏专门的书写工具，他选择在旧台历的背面以及裁剪成小本的练习纸上进行创作。那些在“流放”期间写下的密密麻麻的纸张，被他细心地分装进塑料袋中，妥善保存。

张闻天性格刚毅，对张虹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遗憾的是，假期时光有限，只得无奈与这位长者辞行。未曾料想，这竟成为与父亲永别的最后时刻。

张闻天生平最后照（无锡梅园）

1976年7月1日，张闻天不幸因心脏病发作离世，这一悲痛的消息迅速传至新疆。张虹生匆匆赶到无锡，双手紧握着父亲的骨灰盒，泪水不禁夺眶而出。“四人帮”这一群人冷酷无情，竟然禁止举行追悼会，刘英送来的花圈上只能写着“献给老张同志”，而骨灰盒上并未标注“张闻天”的名字，依然沿用“张普”这一称呼。

1976年10月，历史性的转折点到来，“四人帮”终被彻底粉碎。随后的11月，根据当时的政策安排，张虹生夫妇被调任至南京晓庄林场。张虹生继续从事农业劳动，而廖慰训则担任了会计一职。

1979年8月，张虹生携母亲刘英共赴北京，出席了党中央为纪念张闻天所举办的追悼大会。在此次大会中，张闻天在党内的重要领导地位得到了客观公正的确认与恢复。

蒙受长期冤屈的张闻天，在宽阔的遗像中安详地微笑，宛如他生前的神态，那份宁静与平和依旧。张虹生，那与父亲长得惊人的相似之人，忽然感悟到，自己体内涌动的正是父亲的血脉，是父亲在困境中展现的不屈精神，在无声中默默影响着他……

同年，张虹生亦得以全面执行相关政策，他那漫长的农耕生活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他被调至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而廖慰训也随后被分配至大学行政岗位。自此，他们着手搜集有关张闻天革命历程的丰富资料，逐步深入探索父亲的精神世界。

《张闻天传》的编撰团队曾有意邀请张虹生加入编写工作，但刘英坚决反对，她认为父亲的历史不应由其子女执笔。考虑到刘英的立场，组织部门打算将张虹生及其妻子调至北京。然而，刘英毅然将调动通知退回，她始终秉持着严谨自律的原则，期望儿子不追求特殊待遇，安于现有岗位，踏实工作。

张虹生夫妇深知老人的深情厚谊，现居于南京一座平凡的公寓楼中，与众人无异，过着安宁祥和的生活，尽情享受着家庭的温馨时光。

张虹生出席张闻天铜像揭幕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