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6月，红四军“七大”开完，毛主席落选前委书记，直接“下岗”了。

这一下，部队没了主心骨，几个月就顶不住了，处处碰壁。

朱德、陈毅急得团团转，连着三次请他归队。

可谁都没想到，人刚回来，会刚开完，一个更要命的死局就来了。

01

这事儿吧，得从1929年6月22号的那场红四军“七大”说起。

那会儿，部队里吵得不可开交。吵啥呢？吵的不是吃喝拉撒，而是这支队伍到底该听谁的，该怎么管。

从井冈山下来，一路打，队伍里加进来了不少人，成分那叫一个复杂。有农民、有俘虏兵、还有投诚过来的旧军官。这些人，脑子里“个人主义”、“流寇思想”那套东西，根深蒂固。

再加上中央派来的特派员刘安恭，一个劲地想把毛主席从前委书记的位置上给挤下去。

结果，会上一投票，毛主席真的落选了。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毛主席一看，自己的想法在多数人那儿通不过，行，那就不干了。他随即离开了红四军，带着警卫排，跑到闽西的蛟洋、灌洋、虎岗等地，搞地方考察和指导工作。

他这一走，说是“下岗”了，可心里那股劲儿憋着呢。

更要命的是，他这一路也不太平。到了永定县岐岭乡的牛牯勃，还差点被当地的反动民团给端了。之后，他又身染重病，得了恶性疟疾，高烧不退，人差点都没了。要不是有贺子珍同志在身边没日没夜地照顾，后果真是不敢想。

他这边在鬼门关晃悠，红四军那边呢？

部队没了毛主席，就像一艘船，突然没了掌舵的。

朱德同志是没得说的军事指挥员，能打，会打。可这支队伍，不光是要打仗，更要紧的是要知道“为啥打”。

毛主席一走，部队里各种稀奇古怪的想法又冒头了。什么“单纯军事观点”啊，“极端民主化”啊，搞得乌烟瘴气。

队伍举步维艰，打了几场糊涂仗，士气也低落得不行。

朱德同志是真急了。他顶着巨大的压力，三次派人去请毛主席归队。

可毛主席硬是没答应。为啥？不是耍脾气。而是那个根本性的问题——这支队伍到底要不要党的绝对领导，这个问题没掰扯清楚，他回来也没用。

这支队伍，枪在朱德手里，魂在毛主席那儿。魂丢了，枪就拿不稳了。

这局面，僵住了。

02

这僵局，总得有人来破。

这个人，就是陈毅同志。

陈毅同志脑子活，看问题也透。他一看，这“朱毛之争”，靠内部吵是吵不明白了，必须得找“家长”，找中央。

于是，他一个人化装成商人，冒着天大的风险，只身前往上海，去向中央汇报工作。

那会儿上海是龙潭虎穴，搞不好，人就没了。

陈毅到了上海，见到了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他也没偏袒谁，把红四军里的情况，前因后果，掰开了揉碎了，原原本本地汇报了一遍。

中央一听，立马就抓住了要害。

很快，中央就出台了那封著名的“九月来信”。

这封信，分量极重。它旗帜鲜明地支持了毛主席的建军思想，明确指出，红军必须由党来绝对领导，必须纠正部队里那些五花八门的错误思想。

信里还要求，毛主席必须重新回到前委书记的岗位上，并且要尽快召开红四军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把思想彻底统一了。

陈毅同志拿着这封“尚方宝剑”，火急火燎地往回赶。

他先是回到红四军，传达了中央的指示。然后，又马不停蹄地，先后三次，亲自去请毛主席归队。

这回，毛主席的“气”也消了，更重要的是，中央发了话，原则问题解决了，他出山的“名分”也有了。

1929年11月26日，毛主席回到了汀州的红四军军部。

当他和朱德、陈毅的手再次紧紧握在一起，“三巨头”重新聚首。

这一下，整个红四军都沸腾了。那股子精气神，立马就回来了。

这哪是请一个人回来，这是把队伍的‘魂’给请回来了。

03

人是回来了，可队伍的“病”还没好利索。

红四军上上下下几千人，脑子里的“病根”还在。这病不治，早晚还得复发。

毛主席、朱德、陈毅一合计，这队伍得来一次彻底的“大扫除”。

12月3日，红四军离开汀州，开到了连城的新泉。

在这儿，部队停了下来，不打仗，不赶路，就干一件事——整训。

这就是“新泉整训”。

这10天里，毛主席可没闲着。他不是坐在指挥部里发号施令，而是卷起裤腿，一个连一个连地跑，一个排一个排地聊。

他开了大量的座谈会，有干部参加的，有士兵参加的，有本地老百姓参加的。

他就是在摸底，摸这支队伍到底“病”在哪儿，病得多重。

这10天的摸底，给他接下来要写的“药方”，准备了足足的料。

准备工作做足了，1929年12月28日，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县古田镇的廖氏宗祠正式开幕。

这就是“古田会议”。

这个会，开得那叫一个热烈。各种思想碰撞，吵得脸红脖子粗。

但最后，大伙儿都服了。

会议一致通过了毛主席代表前委起草的那份决议案。

这份决议案，洋洋洒洒，3万多字。

这3万多字，说白了就是给这支以农民为主体的队伍，换了个“操作系统”。没这个，你枪杆子都拿不稳。

它系统地解决了“党指挥枪”的根本问题，把什么“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流寇思想”等等，全都批了个底朝天。

它给这支队伍注入了灵魂。

会议还选出了11个前委委员，这里面就有毛主席、朱德、陈毅、谭震林、伍中豪，还有林彪和罗荣桓。

这11个人里，光是后来评上的开国元帅，就有四位。

咱这儿得插一句。这里头的谭震林，就是后来的谭老板，和伍中豪的关系，那是铁得不能再铁。

就在古田会议开完没多久，1930年10月，伍中豪在安福县遭到了反动地主罗汉苟的袭击，牺牲了。

谭震林当时那个悲愤啊，简直要疯了。他二话不说，立马率部杀向安福，把那帮靖卫团给团灭了，亲手砍下了罗汉苟的脑袋，拎到伍中豪的墓前祭奠。

谭老板这人，恩怨分明，你动我兄弟，我就要你脑袋。在那个年代，这就是最直接的情义。

04

古田会议，把红四军内部的思想问题，算是彻底解决了。

队伍拧成了一股绳，上上下下都知道该听谁的，该往哪儿使劲了。

可老蒋那边，能给你喘息的机会吗？

他一听说“朱毛”又合体了，还在闽西搞得风生水起，立马就坐不住了。

“第二次三省会剿”的大网，迅速张开。

福建的金汉鼎部，从汀州经河田，对着连城就扑过来了。

广东的陈维远旅，也在永定、上杭一线蠢蠢欲动。

最要命的是福建的刘和鼎部，动作最快。他们已经占了龙岩，先头部队甚至摸到了小池。

小池这地方，离古田只隔着一座彩眉岭。

等于是说，敌人已经把刺刀顶到你家门口了。

这局势，可太不利了。队伍刚开完会，屁股还没坐热呢，就得准备打恶仗。

咋办？硬刚吗？

就在前委的干部们都紧张得不行，一个个盯着地图看的时候，毛主席反倒胸有成竹。

他给大伙儿分析。

他说，敌人这回来势汹汹，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找红四军的主力决战。他们最怕的，就是咱们跑了。

他们想打，咱们偏不跟他们打。

毛主席提了个方案：“只要红四军主力撤走，敌人找不到决战目标，他们自己就待不住了。这‘会剿’自然就黄了。这样，闽西红色区域反倒安全了。”

大伙儿一听，都点头，是这个理儿。

接着，毛主席就指出了转移路线——往武夷山中部和赣南走，转战江西。

这招棋，那叫一个绝，简直就是“金蝉脱壳”。

1930年1月3日，红四军开始有条不紊地撤离古田。

具体的部署是： 第一，朱德同志率领第1、3、4纵队，这算是主力部队，先行出发。他们准备经清流、归化、宁化，翻过武夷山，溜进赣南打游击。

第二，毛主席自己，率领第2纵队和前委机关，向龙岩小池开进。

毛主席这路人马的任务是啥呢？

两个字：诱饵。

他得主动去小池“碰瓷”刘和鼎，牵制敌人，迷惑敌人，给朱德的主力部队撤退争取时间。

这可是个高风险操作，等于是拿自己当靶子，吸引敌人的全部火力。

当时，闽西特委的有些同志就想不通了。

就连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都跑来劝毛主席，说红四军主力这么一走，闽西苏区可就完了。

邓子恢急了，这等于把家底都撤了啊。但他没想明白，人是活的，地是死的，保住了人，地早晚是你的。

毛主席耐心地给他分析敌情，告诉他：“红四军离开闽西，恰恰是在保护闽西。”

邓子恢一听，茅塞顿开，立马回去做特委的工作。

事实证明，毛主席料事如神。

他亲自带着第2纵队，在小池附近突然给了敌人一下，胜利地完成了掩护任务。

敌人一听小池打起来了，以为红四军主力在这儿，兴奋地调集大军扑过来。

结果呢？朱德率领的主力早就没影了。

敌人乘兴而来，扑了个空，啥也没捞着。金汉鼎一看红军主力跑江西去了，他得保自己赣南的老巢，也撤了。福建和广东的部队一看没便宜占，也各自收兵。

一场声势浩大的三省“会剿”，就这么无疾而终了。

05

军事上的危机算是解除了。

毛主席对付敌人虽然从容自若，但刚从古田镇返回的他，内心却一点也不轻松。

为啥呢？

就在1930年1月1日，元旦那天，他收到了一封“贺年信”。

写信的人，是红四军第1纵队的司令员，林彪。

林彪自从上了井冈山，对毛主席那叫一个敬仰，一直视为精神导师。在之前的“朱毛之争”里，他就坚定地站在毛主席这边。

可这回，面对三省大军压境，这个年仅23岁的纵队司令员，情绪有点悲观了。

他觉得红军是不是该分散去打游击，各自寻找出路。

于是，他就借着写贺年信的机会，向毛主席提出了那个直击灵魂的问题——“红旗还能坚持多久？”

仗打赢了，但人心要是散了，那比仗打输了还可怕。林彪这封信，比刘和鼎那几万人都厉害，它打的是“心”。

试想一下，连林彪这样的高级指挥员都开始困惑，那底下的普通指战员，心里得有多迷茫？

毛主席的心头，沉甸甸的。

这问题，必须回答。不光是回答林彪，更是要回答全军的困惑。

1930年1月5日，毛主席在第2纵队政治部主任罗瑞卿的陪同下，来到了深山里的赖家坊村。

他们住进了村头的“协成店”。

就在这家小小的店铺里，毛主席点上油灯，铺开纸，伏案疾书。

他给林彪写了一封长达7000字的回信。

这封信，原名叫《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

信里头，他深入浅出地分析了局势，批评了那种悲观的情绪。

他告诉林彪，中国革命的高潮快要来了。

他用了那几句流传千古的比喻：

“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

“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他这是在告诉林彪，别老盯着脚下那点儿难事，抬头看看天，天快亮了。

在这封信里，他第一次完整地阐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理论。

这封信，后来有了一个更响亮的名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那封7000字的长信，从赖家坊的协成店送出去后，不只是解开了林彪一个人的思想疙瘩。

它像一把火，迅速传遍了红四军，传遍了各个根据地。它把那些在黑暗中迷茫、困惑、甚至有点悲观的人心，重新点燃了。

那个在1930年初提出“红旗能打多久”的年轻指挥员，在收到了这份“答案”后，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战略最坚定的执行者之一。

你说那深山小店里写下的7000个字，到底有多重？

它比三省“会剿”的大炮加起来都重。因为大炮只能打垮人的身体，而这封信，它武装的是人的思想。当一支队伍，每个人都知道为啥打、往哪儿打、最后一定能打赢的时候，这点“星星之火”，就真的谁也扑不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