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1978年10月下旬，北京城已是秋意阑珊，西皇城根下的空气里，飘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煤烟味。这里是《红旗》杂志社的所在地，作为中共中央的理论机关刊物，这座院落里的每一次纸页翻动，似乎都与这个国家的思想脉搏紧密相连。

这一天，总编辑熊复的办公桌上，摆着一份刚刚送来的稿件。稿纸是那种带有竖格的稿纸，字迹苍劲有力，笔锋之间透着一股军人的刚毅。文章的标题是《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署名：谭震林。

「谭老板的文章到了。」

一位编辑轻声向熊复报告。这个称呼带着几分敬畏。谭震林，这位从井冈山一路走来的老革命家，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的分量，编辑部里无人不知。

起初，编辑部里弥漫着一种期待的气氛。为了纪念即将到来的毛泽东诞辰85周年，《红旗》杂志在8月份就向谭震林发出了约稿。 谭震林是跟随毛泽东上井冈山的元老之一，亲历了那段开创历史的峥嵘岁月，由他来撰写回忆文章，再合适不过。

熊复扶了扶眼镜，开始仔细阅读。他的眉头，随着阅读的深入，渐渐拧成了一个疙瘩。

文章的前半部分，是对井冈山斗争历史的回顾，史料翔实，情感真挚，充满了历史的厚重感。谭震林以亲历者的视角，生动再现了毛泽东如何在实践中，开创出“农村包围城市”这条独特的革命道路。 但问题，出在了文章的第四部分，也是谭震林着墨最重、倾注了最多心血的部分。

在这部分里，谭震林话锋一转，紧密联系到了当下。他用极具分量的语言，反复强调一个观点：毛泽东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实践中来，又回到实践中去检验并发展的。

「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呢，还是以思想、意识等精神方面的东西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呢，这是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同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之间的一条根本分界线，也是是否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根本标志。」

读到这里，熊复感到手里的稿纸仿佛有千斤重。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几个字，在1978年的中国，无异于一声惊雷。

几个月前，《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这场讨论，矛头直指当时仍然禁锢着人们思想的“两个凡是”。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这句写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里的话，在当时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而此刻，主管宣传工作的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已经明确给这场讨论“降温”，并亲自指示《红旗》杂志：“不要介入讨论”。 这个指示，对于作为中央喉舌的《红旗》来说，就是一道必须遵守的铁律。

熊复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着，一下，又一下，办公室里静得能听到窗外秋风扫过落叶的沙沙声。谭震林的文章，无疑是一篇好文章，有史实，有观点，有情感。但文章的核心观点，恰恰撞上了汪东兴划下的“红线”。

刊登，就是公然违背上级指示，卷入一场巨大的政治漩涡。

退稿，对方是德高望重的老革命家、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这个责任谁也担不起。

一个两难的困局，就这样摆在了《红旗》杂志编辑部的面前。这不仅仅是一篇稿件的取舍问题，它背后牵动着高层的政治博弈和中国未来思想解放的走向。

一名责任编辑小心翼翼地提出自己的看法：

「熊复同志，这篇文章是谭老板写的，又是以他个人名“义发表，是不是可以尊重作者本人的意见？文责自负嘛。」

但反对的声音立刻响起：

「不行！《红旗》是党中央的理论刊物，不管以谁的名义发表，只要文章登出来，就代表了《红旗》的立场和态度。我们不能不慎重。」

争论在编辑部内部悄然进行，谁也说服不了谁。熊复最终做出了一个决定：

「派人去和谭老谈一谈，说明中央给《红旗》的方针，请他考虑，能不能把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部分……删掉。」

这个任务，无疑是去拔老虎的胡须。谁都知道谭震林那火爆刚烈的脾气。当年在怀仁堂，面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倒行逆施，他敢于拍案而起，声泪俱下地抗争，被诬为“二月逆流”的黑干将也未曾屈服。 让他修改自己的观点，这可能吗？

所有人都捏着一把汗。这篇稿件的命运，以及它背后所关联的一切，都随着这份沉甸甸的稿纸，进入了一个充满未知的 suspense 之中。

02

谭震林的家，位于北京城一处安静的宅院。院子里的陈设一如主人的风格，简朴而厚重。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幅何香凝所作的《出山猛虎图》，画中的猛虎目光炯炯，仿佛随时要破纸而出。

当《红旗》杂志社的编辑怀着忐忑的心情，将熊复的意见转达给谭震林时，这位76岁的老人正坐在沙发上，静静地听着。他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但眼神却愈发锐利。

「材料可以动，观点不能动。」

谭震林的声音不高，但每一个字都掷地有声。

「你们回去告诉熊复，实践标准的讨论是全党的大事。这么做，丢不了党籍，也住不了牛棚。有谁来辩论，让他来找我好了！」

他停顿了一下，似乎想起了什么，继续说道：

「这篇文章，我想了两个月，才想出两句话：凡是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要坚持；凡是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要改正！」

编辑们面面相觑，一时语塞。他们带来的“商量”的余地，被谭震林一句“观点不能动”堵得严严实实。

谭震林的执拗，源于他半个多世纪革命生涯凝结成的信念。他的脑海里，井冈山的崇山峻岭、枪林弹雨，一幕幕浮现。

他永远记得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的情景。那是1927年底，秋收起义之后，毛泽东率领一支疲惫的队伍来到茶陵。谭震林当时是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主席。他看到毛泽东穿着一身普通的士兵服，脚上的草鞋已经磨破，但那双眼睛里却闪烁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光芒。毛泽东对他们发表讲话，没有一句空洞的理论，讲的都是中国的实际，是如何在农村站住脚，如何发动农民，如何用武装斗争保护土地革命的果实。

这些话，对于当时许多习惯于听从共产国际指示、以城市暴动为中心的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但对于在实践中摸爬滚打的谭震林而言，却如同醍醐灌顶。

「毛泽东同志之所以能想到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并非他有什么特别的天才，主要是他能从实际出发，了解中国的国情。」

后来，谭震林曾对人这样回忆。他亲眼看到，毛泽东是如何将调查研究做到极致的。部队每到一个村庄，毛泽东就要求指导员们在两三个小时内，拿出一张统计表，上面要写清楚村里有多少户人家、男女各多少、有几个地主富农、剥削情况如何。 这些从实践中得来的一手资料，最终汇成了制定正确政策的源泉。

谭震林还珍藏着一段记忆。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同志曾给他看过三封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写给他的信。信的主要内容是，打了胜仗之后，部队不能只顾着庆祝，而是要立刻分散去做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工作。 这种深入实践、扎根群众的工作方法，深深地烙印在了谭震林的脑海里。

正是这些亲身经历，让他对“实践”二字有着刻骨铭心的理解。在他看来，“实事求是”这四个字，就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当年在井冈山能以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的根本原因。

而现在，“两个凡是”的提出，在他看来，恰恰是背离了毛泽东思想的这个精髓，是把活生生的思想变成了僵死的教条。

因此，当《红旗》杂志约他写稿时，他斩钉截铁地告诉来人：

「写文章不能只讲历史，要从现实着眼。要我写文章，我就要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明毛泽东思想是从实践中来，又经过革命实践检验的科学真理。」

他不是不知道这篇文章会面临怎样的阻力，但他就是要借纪念毛泽东之名，为这场关乎党和国家命运的大讨论，再添一把火。

所以，当编辑们离开后不久，谭震林非但没有删改，反而拿起了笔，对稿件进行了再次修改。他将第四部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内容，写得“更加突出，更加明确”。

随后，他派人将修改稿连同一封信，再次送到了《红旗》杂志社。信中写道：

「如果你们认为还有什么修改，请想好后，到我家当面商量。」

这无异于一次反将一军。

接着，他又亲自拿起电话，打给了《红旗》杂志的负责人，语气坚定，不容置疑：

「对于文章的观点，你们要改我一个字，你们就不要登！」

皮球，再一次被重重地踢回了《红旗》杂志社。熊复面对着这份修改后观点更鲜明、态度更强硬的稿件，陷入了更深的沉默。他知道，这件事已经超出了一个杂志社所能决断的范畴。

03

《红旗》杂志社的院子里，气氛愈发凝重。谭震林寸步不让的态度，让熊复和编辑部的同志们意识到，他们正处在一场政治风暴的中心。

无奈之下，熊复只有一个选择：上报中央。

1978年11月16日，熊复提笔给汪东兴写了一份报告，连同谭震林的文章原稿和修改稿，一同送了上去。报告中，他小心翼翼地陈述了事情的经过，并点明了核心的难题：

「谭震林同志强调要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这篇文章的指导思想，这就要使《红旗》卷入这场讨论。」

报告的潜台词很清晰：我们严格遵守了您“不介入”的指示，但现在的情况是，一位副委员长坚持要我们“介入”，我们无法处理，请中央定夺。

这份报告和稿件，就像一个烫手的山芋，开始了它在中南海的曲折旅程。

汪东兴看到报告后，眉头紧锁。他作为“两个凡是”方针的坚定维护者，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引发的讨论一直持批评和压制的态度。 就在几个月前，他还曾严厉地批评这篇文章“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政治上是砍旗帜的”。

现在，谭震林的文章无疑是在这个敏感问题上火上浇油。他当然不希望这篇文章发表。然而，谭震林的身份和资历摆在那里，直接压下稿件，政治风险同样巨大。

一时间，这份稿件在高层陷入了僵局。时间一天天过去，距离12月份杂志的出版日期越来越近，但中央的批示却迟迟没有下来。

《红旗》杂志社的人在焦急地等待，而谭震林也在等待。他似乎对自己的文章能够最终发表抱有信心，这份信心来自于他对党内健康力量的信任，也来自于他对时局敏锐的洞察。他知道，思想的坚冰一旦开始松动，就不是任何个人能够强行冻结的。

就在这微妙的时刻，这份稿件被送到了另一位中央领导人的案头——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

李先念仔细阅读了谭震林的文章，又看了熊复的报告。他与谭震林是多年的老战友，深知其人其事。看完后，他拿起笔，在文件上作了批示。他的态度十分明确：

「我看了这篇文章，谭震林同志讲的是历史事实。应当登。不登，《红旗》太被动了，《红旗》已经被动了。」

李先念的批示，为这篇文章的发表投下了关键的第一块砝码。他从一个更务实、更宏观的政治角度指出了问题——《红旗》作为党的理论刊物，对如此重大的理论讨论长期保持沉默，本身就是一种不正常的“被动”状态。这种“不介入”的姿态，实际上已经是一种消极的“介入”。

然而，即便有了李先念的明确表态，事情依然没有尘埃落定。最终的决定权，掌握在那个能够一言九鼎的人手中。

于是，这份牵动了多方神经的稿件，连同李先念的批示，被继续呈送上去，最终，它被平稳地放在了邓小平的办公桌上。

04

中南海的冬夜，宁静而深邃。邓小平的办公室里灯火通明。这位刚刚在风云变幻中复出不久的领导人，正以惊人的精力处理着堆积如山的事务，思考着这个国家未来的航向。

当他拿起谭震林的稿件时，目光立刻被吸引了。对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邓小平从一开始就是最坚定、最重要的支持者。

早在1977年，他就尖锐地批评“两个凡是”，指出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后，面对种种非议和压力，邓小平多次在不同场合给予高度评价和有力支持。6月2日，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旗帜鲜明地提出要“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 9月，他在东北视察时再次强调，“两个凡是”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而是损害毛泽东思想。

可以说，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背后，始终有他在保驾护航。

此刻，他逐字逐句地阅读着谭震林的文章。当读到那些用井冈山斗争的生动实践来论证实事求是的段落时，他微微点头。这篇文章，以一种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为依据，从另一个角度，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它不是空洞的理论思辨，而是来自于中国革命最艰难困苦时期的经验总结。

这篇文章来得太及时了。

读完后，邓小平又看了《红旗》杂志的报告和李先念的批示。他拿起笔，蘸了蘸墨水，没有丝毫犹豫，在稿件的空白处，写下了一段力透纸背的批示。

这段批示，言简意赅，却蕴含着巨大的政治智慧和決断力：

「这是一篇好文章，我看至少没有错误。我改了一遍，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加强了。如果《红旗》不愿登，可转《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介入？不介入是假的。实际上已经介入了，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介入本身，可能就是介入。」

这短短的几句话，字数不多，却一锤定音，彻底扭转了这篇文章的命运，也为《红旗》杂志乃至整个宣传领域的思想僵局，打开了一个缺口。

首先，他旗帜鲜明地肯定了文章的价值——“是一篇好文章”。这直接驳斥了那些认为文章“有问题”的观点。

其次，他不仅肯定，还亲自“改了一遍”，并且是“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加强了”。这一举动，表达了他对文章核心观点的全力支持，也让任何想修改或删节文章内容的人，再无可能。

接着，他给出了一个具体的解决方案，甚至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压力——“如果《红旗》不愿登，可转《人民日报》登。”这句话的分量极重。《人民日报》当时已经积极投入了真理标准的讨论，如果《红旗》再不发表，就将在政治上陷入更加被动的局面。这使得《红旗》除了发表，别无选择。

最后，他以深刻的辩证法，揭示了所谓“不介入”的虚伪性——“不介入是假的。实际上已经介入了……不介入本身，可能就是介入。” 这句话，直接点破了汪东兴等人试图通过压制讨论来维持局面的实质，指明了在重大的理论和路线问题上，不存在中间地带和“鸵鸟政策”。

邓小平的批示，如同一道凌厉的剑光，斩断了束缚这篇文章的所有枷锁。

当这份带有邓小平和李先念共同批示的文件回到汪东兴手中时，他知道，大势已去。他不再坚持己见，同意了发表。

一场持续了近两个月的稿件风波，至此尘埃落定。

05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正在北京京西宾馆紧张进行。这次会议，是为即将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会议上，关于“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达到了高潮。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率先提出要系统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响应，会议的议程被突破了，思想解放的潮流不可阻挡。

也正是在这个关键的月份，最新一期的《红旗》杂志（1978年第12期）出版了。

在这期杂志上，谭震林的文章《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被放在了显著位置，全文一字未删地刊登了出来。

这篇文章的发表，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信号。它标志着作为党中央最重要理论刊物的《红旗》杂志，终于打破了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上的沉默，正式“卷入”了这场思想解放的洪流。

文章的刊出，在党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许多正在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高级干部，都注意到了这篇文章。它就像一阵来自井冈山的风，吹散了笼罩在一些人思想上的迷雾，让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真正的坚持毛泽东思想，不是去固守领袖的每一句话，而是要去坚持其思想的活的灵魂——实事求是。

几天后，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他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这篇讲话，实际上成为几天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冲破“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

中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回看这段历史，一篇稿件的命运，竟与一个时代的转折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谭震林，这位性格刚直的老革命家，用自己的笔，践行了从井冈山时代就坚守的信念。他用一篇充满历史感的文章，为思想解放的航船，扬起了一面有力的风帆。

而邓小平，以其非凡的政治远见和魄力，用短短的27个字的批示，不仅为一篇文章的发表扫清了障碍，更为一个国家的思想解放进程，注入了决定性的力量。

风波过后，一切回归平静。谭震林的文章，静静地留在了《红旗》杂志的页面上，成为那场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的一个生动注脚。它告诉后人，任何一次伟大的历史转折，都不是凭空发生的，它往往是由无数次具体的、坚韧的、充满风险的抗争与博弈汇聚而成的。而那些在关键时刻敢于坚持真理、勇于担当的人，终将被历史所铭记。

许多年后，当人们再次翻阅这段历史时，依然能从那泛黄的纸页和遒劲的字迹中，感受到那个伟大转折年代里，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巨大勇气和政治智慧。

【参考资料来源】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 中国改革开放数据库谭震林：《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 - 《红旗》杂志1978年第12期周锦尉：《井冈山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纪念谭震林同志诞辰110周年》 - 《上海大江南北杂志》《走进新时代的序曲——真理标准讨论纪概》 - 《文摘报》《谭震林写了一篇纪念毛主席的文章，《红旗》杂志却不敢发表》 - 网易新闻《红旗杂志索引（1958-1978）》 - 北京大学图书馆编《谭震林与《红旗》杂志针锋相对事件始末》 - 凤凰网文化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