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西门宗华，其生平虽不足以称作传奇，却无疑是波澜壮阔的。他作为我国现代首位专注于苏联问题研究的学者，早在20世纪30年代便因撰写相关文章与著作而在知识界和学术圈崭露头角。他笔耕不辍，成果斐然；然而，在他后半生中，却遭遇了重重困境，饱尝艰辛。然而，面对命运的无常，他并未沉沦，心中始终燃烧着坚定的信念，始终牵挂着祖国和人民的命运。

01、革命之路

1905年，父亲在江苏松江县（今上海市一区）的一个贫困家庭中呱呱坠地。16岁那年，一个意外的机遇让本应踏上学徒生涯的他，得以考取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在校期间，他勤奋好学，成绩斐然，名列榜首。彼时，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这让他深感困惑与愤慨，从而逐渐倾向于投身革命事业。

1925年，师范院校毕业后，我的父亲荣幸地被选中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在此期间，他积极加入了共青团，并荣任大学团委宣传部部长一职。遗憾的是，因触怒了当时掌握学校大权的王明，他在1929年不幸被开除团籍，随后被遣返回上海。

在白色恐怖最为猖獗的岁月里，父亲历经艰辛，却始终未能觅得党组织。为了生计，在著名经济学家陈翰笙以及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的引荐下，父亲于1930年投身于塔斯社上海分社，担任俄文翻译，成为首位在此机构从事翻译工作的中国人。与此同时，父亲翻译了马季亚尔所著的《中国农村经济之特色》一书，并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发行。马季亚尔，一位匈牙利籍的经济学家，曾在大革命时期前往广东农村进行实地调查，他在著作中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新观点，引起了经济界的广泛关注。1931年，国立中央研究院更是出版了父亲翻译的《近代农村经济的趋向》一书的若干章节。这部作品是考茨基的早期著作，被公认为研究农村经济问题的经典之作。

在中山大学度过的四年里，马列主义的理论在父亲的思维中根深蒂固，而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飞速进步，更激起了他极大的振奋。因此，他毅然投身于向国人传播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与成就的事业。1933年，在张冲的鼎力支持下，父亲在南京成功创办了《中国与苏俄》杂志。该杂志内容丰富，提供了大量关于苏联政治、经济、社会、文教等领域的原始资料，并附有深入而透彻的分析评论文章，因而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尤其是那些致力于国际问题研究的专业人士和向往新世界的青年读者们的喜爱。作为主编的父亲，在每一期杂志上都发表了署名文章。这些文章至今仍完整地保存在国家图书馆的典藏部。在这段时间里，父亲还出版了《俄国革命史概论》、《俄国经济史概论》等著作。这些早期的努力让父亲声名鹊起，成为一位专注于苏联问题研究的学者。鲁迅在其著作中赞誉我父亲为“我国享有盛誉的苏联研究专家，俄文造诣亦深”。

02、再度赴苏

1936年，为了深化对苏联的认识，我的父亲加入了国民政府外交部，并随后被派遣至驻苏联大使馆担任职务，再次踏上了赴苏的征程。在那三年多的岁月中，他遍访苏联各地，深入考察了当地的工业、农业，以及文化教育、科学研究等领域的进展情况，为日后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在父亲驻苏期间，发生了一桩多少带有传奇色彩的事情。“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被迫履行在“西安事变”后所作的国共合作抗日的诺言，派政府要员杨杰、张冲为正副团长率军事代表团赴苏谈判求援。周恩来得知此消息后，特地交给张冲一张名片，嘱他持此去与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的王明取得联系。在名片的背后，周恩来和博古联名写道：“张冲同志奔走国共合作，卓著辛劳，请以同志关系接待。”

两周之后，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张冲却依然未能将名片递交给王明。原因是苏联方面表示，他们对王明并不了解，因此只能将名片退还。面对这一困境，张冲只得向父亲寻求帮助。父亲深知此事的重要性，毫不犹豫地答应为他设法解决。尽管苏共是共产国际的核心成员，苏联的政策历来规定政府部门不得干预苏共与其他兄弟党派之间的交流事务，以避免影响苏联的外交关系。然而，这样的禁令未能束缚住父亲的爱国之心。他勇于冒险，首先写信给共产国际原东方部负责人米夫（米夫曾担任中山大学教职，父亲曾是他的学生），随后又驾车前往克里姆林宫附近的共产国际总部（对外交人员而言，这里堪称禁地），历经波折，最终圆满完成了递交名片的重任。

此后，王明在家中款待了张冲，二人促膝长谈直至夜幕低垂。随后，斯大林亲自接见并设宴款待了杨杰与张冲。斯大林着重指出，“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一旦凝聚民众之力，定能击溃日本侵略者”，然而，他并未就出兵与支援一事作出明确表态。

03、辛勤笔耕

1939年冬日，父亲携我们全家重返故土，抵达了当时战火纷飞的陪都重庆。在那里的六年时光，见证了父亲创作的巅峰时刻。他陆续出版了七部关于苏联的专著，其中包括《苏联建国史》、《苏联》（分上、下两册）以及《革命以前俄国经济》，这些作品均由商务印书馆发行，在社会上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1942年，著名文学家郭沫若在中苏文化协会举办的演讲会上赞誉道：“西门宗华先生专精于苏联研究，关于苏联的著作众多，相信他必将为各位带来极为精彩的材料分享。”

往昔岁月，父亲时常为报刊撰稿，《大公报》便是他作品频繁亮相的阵地。在“二战”期间，他那篇篇剖析苏德战场局势的文章，极大地鼓舞了众多读者，让他们坚信苏联终将胜利，而法西斯德国必将走向败亡。

1943年，父亲凭借1937年春随蒋廷黻大使赴苏联南部乌克兰、格鲁吉亚地区的实地考察经历，撰写了长达13000字的《南俄考察回忆记》，该文发表于《东方杂志》第39卷第17期。在这篇广受好评的文章中，他以生动的笔触，将情景与情感交织，向读者揭示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矗立起一座座宏伟的工矿企业——第聂伯河水电站、现代化的炼油厂、炼钢厂、拖拉机厂。他深入细致地描述了沿途所见的历史文物、风土人情，以及苏联当年在多民族地区推行的民族政策所取得的成效。在文章的开篇小引中，父亲写道：“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德军入侵乌克兰，对苏联南部的开矿业及其他重工业进行了蹂躏。次年，德军甚至冒险深入北高加索。敌军所至之处，房屋化为废墟。苏联国民多年辛勤创业，惨遭毁灭。每念及南俄昔日繁荣景象，不禁激起同仇敌忾之情。入冬以来，苏军战旗南指，已歼灭入侵北高加索的德军，最近数月又连克乌克兰的历史名城。德军溃败撤退的日子，已指日可待；苏联的伟大事业，必将再次在南俄大地上重现。回忆往昔，展望未来，感慨万千……因此，记录下来。”

在重庆时，另一桩父亲投入巨大精力和热情的事是中苏文化协会的工作。1935年在南京酝酿成立协会时，父亲便被推举为筹备委员会委员。同年10月协会宣告成立，孙科当会长，蔡元培、于右任、颜惠庆为名誉会长。抗战期间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是一个非常活跃的文化团体，经常举行各种集会，如十月革命纪念会，中苏文化界人士联谊会，中苏妇女、儿童联谊会等，并通过办展览、放映苏联电影、办文化沙龙吸引群众。当年，中国共产党为了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通过中苏文化协会这个合法阵地，宣传马列主义、宣传团结抗战和民主。因此，一些民主党派的重要成员和国民党上层人士中的左派，也都积极参与协会的活动，不少人还在协会一些部门担任领导。父亲当时任协会常务理事兼编译委员会主任委员，曹靖华为副主任委员。在积极筹划、组织多项活动的同时，父亲还主编出版了苏联社会科学丛书，曹靖华主编了苏联文艺丛书。这两套丛书颇受读者欢迎。

1945年9月2日，适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署以及苏联新任驻华大使履新之际，中苏文化协会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庆祝酒会。毛主席因参加国共谈判而抵达重庆，亦受邀莅临。这场酒会的盛况堪称空前，我的父亲首次得以目睹毛主席的风采，那份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那日，我正就读于南开中学，因住校之故，周末才得以回家一晚。夜深人静之际，常目睹父亲于灯下奋笔疾书，或撰写文章，或致信挚友，直至夜幕低垂。纵然不知他笔下所诉何事，却深知：友协事务及个人著作的问世，于他而言，乃重中之重。那些常通信的友人，诸如屈武、邵力子、王芸生、傅学文、梁寒操等人的名字，至今仍清晰地镌刻在我记忆的深处。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的父亲起初在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供职，随后又转至上海沪江大学与复旦大学担任教职。在此期间，他翻译并出版了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的《论儿童新教育》、柏林斯基的《伟大的思想家论教育》以及《苏联集体农场法》等众多著作。凭借多年的学术沉淀，父亲对国际局势的变迁拥有着锐利的洞察力。1953年，斯大林离世后，鉴于赫鲁晓夫所推行的一系列政策，父亲在1955年作出预言：“中苏两党的关系终将走向破裂，那‘中苏两国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岁’的口号，终将步入历史的长河之中……”

04、人生低谷

年逾半百，本应是父亲为祖国贡献更多力量与成就之际，然而，他却在1957年的那场政治风波中，不幸被贴上了“右派”的标签。“右派分子”的身份意味着他们仅有承受“批判”的义务，却丧失了表达意见的权利。然而，父亲一生品行端正，勇于直言，从不将原则作为交易的筹码。不懂得审时度势的他，在一次学习批判会上，因直言不讳而得罪了他人。到了1959年，他更是无辜地被以“反革命”的罪名，由法院判处三年管制，并被剥夺了公职。身无分文的他，只能依赖子女的赡养。更令人痛心的是，他如同一只折断了翅膀的雄鹰，再也无法翱翔于蓝天之上。

在“十年动乱”的风暴中，父亲再度遭受重创。一群“造反派”强行闯入家中，连续五天对他进行了残酷的批斗，强迫他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的“中统特务”，然而他始终坚贞不屈。不幸的是，灾难并未因此结束。1969年，他被驱逐出住了二十年的居所，被迫搬迁至一个不足五平方米的角落，位于他人家的扶梯下方。那所谓的“屋顶”倾斜得几乎让人无法直立，年过六旬的父亲便在这样的“陋室”中居住，每日只能于院子里生火、洗涤。楼上邻居时常将尿水倾倒在父亲窗外的阴沟中，父亲不得不频繁地用水冲洗。为了减轻我们的经济压力，他的生活节俭到了常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在命运的转折点上，父亲回想起1948年岁末，南京的国民党政权正处风雨飘摇之际。那时，一位国民党高级官员曾力劝父亲赴台，承诺将提供诸多便利，然而父亲却婉言谢绝。他对身边的人说：“我选择留在大陆，跟随蒋介石并无光明前景，而赴台则意味着政治生命的终结。”二十年后，政治风暴的巨浪将他淹没，却未能将他击垮。自青年时期起便深信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的父亲，坚信乌云终将消散，真相与正义终将昭告天下。

在20世纪70年代，我有多次出差前往上海的机会，每次我都尽量抽时间探望父亲。尽管三年管制期早已过去，他外出时仍需向相关部门请假，定期提交思想汇报，并且还要负责打扫卫生等体力劳动。父亲始终不让我去他的住处，总是说：“你去那里，会影响到你的革命意志。”他担心自己的遭遇会在子女的政治生涯中留下阴影。每次与他相见，我的心情都复杂难言：恶劣的生活环境侵蚀着他的健康，高血压、风湿性关节炎等疾病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他。然而，这些并未动摇父亲追求真理的坚定信念，从他的言谈中，我几乎察觉不到任何消极、绝望的情绪……

1977年，父亲在给我的信中倾诉道：“……独身一人，幸得过去十年未曾卧床休养。即便是去年三月患上菌痢，我也未曾有一日放弃过。人生真可谓充满了无尽的活力！”在生活的种种考验面前，他不止一次地宣称：“我愿活到九十岁，亲眼见证人类踏足月球的壮举！”

05、报国心未泯

“我国目前尚缺乏一部百科全书，相信未来定会编纂完成。编纂百科全书，需借鉴古今中外的各类百科全书。须知，苏联的大百科全书自1928年起按字母顺序出版，迄今为止并未全部完成，且版本屡经更迭，这无疑是当时政治环境变迁的产物。若将这众多版本（尤其是斯大林时期的版本）全部翻译成中文，恐怕需要动员全国懂俄语且具备翻译能力的人才，耗时数年方能完成。我已步入晚年，若能被召去参与这项工作，定觉此生无憾……”父亲在翻译领域颇有建树，他完全有能力承担此重任。即便在那个充满挑战、希望微茫的岁月里，父亲依然怀揣着心中的信念，四处奔波，寻求机会，以期获得一份工作。

在众多给予父亲帮助的人中，陈翰笙先生始终以其真诚之心伸出援手。陈先生比父亲年长八岁，自20世纪30年代起，两人在上海结缘，自此往后数十年间，尽管各自漂泊异地，但他们的友谊却经受了岁月的洗礼。1959年春节，父亲收到了陈先生从北京寄来的一张贺卡，上面题有“时代车轮猛向前，祝君愉快享新年”的十四字寄语。1961年，陈先生携夫人外出考察，途径上海，两位老友得以畅谈近三十年的离别之情。1962年下半年，中宣部计划成立编译局，陈先生与复旦大学陈望道校长的推荐下，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已同意父亲加入该局。然而，中央最终决定暂缓设立此机构，此事遂成泡影。父亲曾对我说：“陈先生对我所托，从不负人。”然而这一次，陈翰老只能无奈地对我说：“我已经为他做到了我能做到的一切……”

1977年9月25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建设世界第一流的科学技术队伍》的社论。父亲读后，心潮起伏，当即给我写信：“我期盼了将近20载，终于目睹了我们科技事业辉煌的未来……时光确实是所有事物的决定性因素，尽管20年看似漫长，却转瞬即逝。幸而我还健在，得以期待人生翻开崭新的一页。”这或许又是一次父亲非凡的预见。

1978年7月20日，上海市委有关机构宣布：摘掉父亲“右派”的帽子；虹口公安分局宣布当年以“反革命”罪对他判处管制是一桩错案。当这两项决定在大会上宣读时，父亲激动得不能自已。当天，他给我的来信写道：“……那时那刻，20年的往事一齐涌上心头。20年来，特别是近10年来，我过着任何人所不能过的生活，人间竟许我这个苦人以新的生命，我何如此幸也？”

平反以后，组织上安排父亲在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工作，他十分珍惜这个重新获得的工作机会，经常抱病工作到深夜，其间校审了多部书稿，并撰写了回忆录。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父亲脑海中思索最多的是台湾回归的问题。他曾在一篇回忆录的末尾写道：“解放台湾，必须用全力争取。我暮年多故，亦是多病之人，但为祖国万年江山，常常想怎样在这方面献以绵薄，庶几在人间不虚此一行。”1980年初春他来京会晤老友屈武时，也曾表露了这份心愿。然而，疾病缠身的父亲，终未能实现他暮年的壮志，于1984年4月7日79岁时离开了人世。